講好“黃河故事”的干旱區版本

黃河流域生態保護與高質量發展上升為國家戰略以來，黃河文化的保護、傳承與弘揚得到黨和政府以及社會各界的高度重視。黃河文化源遠流長、內涵豐富，在具體工作中，黃河文化的保護、傳承與弘揚有著不同的側重與分工。其中，治水文化作為黃河文化譜系中毋庸置疑的重要組成部分，是涉及水利事業以及其他諸多行業部門的重要文化現象。

歷史時期，黃河治水事業以下游防洪與運河保障為核心目標，以下游為核心區域，形成大量文化遺存與豐富的治河文獻，構成了學術界與一般公眾認知中黃河治水文化的主體，得到了較為充分的研究與宣傳。事實上，黃河治水文化還擁有更為豐富的面相與地域特征，其內涵也處于動態發展之中，不斷有新元素注入。如近代以來在黃河中上游興起的大規模水土保持事業，不僅成為當代黃河流域治水事業的重要組成部分，也為黃河治水文化注入了全新的要素。然而就總體而言，對于“下游”與“歷史”之外的黃河治水事業進行的文化闡釋仍顯不足，黃河上中游以及西北內陸河流域的廣大干旱區治水文化，值得我們予以特別注意。

一、干旱區治水歷史是黃河治水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

黃河流域九省（自治區）中，位于上中游的青海、甘肅、寧夏、內蒙古四省（自治區）有相當比例面積屬于干旱區，年降水量不足200mm。在干旱區，歷代治水事業的目的、內容以及主要表現形式都與下游存在明顯的不同：為維持農業社會的賡續與發展，灌溉在很長一段時期始終是干旱區治水事業的核心，灌溉文化曾是干旱區治水文化的絕對主體。

黃河流域有著悠久而發達的灌溉歷史，著名的鄭國渠即為杰出代表。但這些灌溉活動多在渭河、汾河等支流附近展開，黃河干流上僅有少數能得灌溉之利的區域，位于干旱區的寧夏平原與河套平原即在其中。這兩個區域的水利開發歷程起步稍晚卻后來居上，至近代灌溉面積已十分巨大。近年內蒙古河套灌區與寧夏引黃古灌區先后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遺產，體現了國際社會對于這兩個區域水利開發傳統的高度認可。寧夏與河套引黃灌溉事業的歷史文化價值已從不同角度得到闡發與宣傳，但在以下兩個方面仍有可以拓展之處。

一是歷史時期寧夏平原的引黃灌溉事業曾展現出極高的科技水平。元代著名科學家郭守敬曾通過改建渠道、修建閘堰等方式，恢復了在戰爭中遭到嚴重破壞的寧夏平原古灌區；對此，有關水利史著作與行業宣傳普遍提及，但焦點多集中于郭氏在水工建筑物方面的創造，卻未能結合其知識背景全面深入探討寧夏水利成就。元代的大一統促進了國際文化交流繁榮，郭守敬深受阿拉伯天文學、數學知識的影響，憑借更為先進的測繪手段與計算方法，在很多領域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郭守敬修復的漢延、唐徠等渠在其后三百年大致運行良好，很難想象這位曾親自探測黃河源頭的偉大科學家沒有將新式的測繪、計算方式乃至規劃思想應用于寧夏黃河灌區的修復活動。結合科技史的有關研究，深入探討郭守敬在寧夏的河渠規劃思想，對于認識沿黃灌溉歷史中蘊含的科技文化具有重要意義。

二是歷史時期河套平原的引黃灌溉事業對促進民族交流融合、促進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從秦代開始，河套平原的主要景觀數度在農田—草原之間切換。國力強大的漢、唐都注重河套平原的農田水利開發，并在此安置了不少入塞定居的各族民眾。清代末年，隨著移民的進入，河套平原出現了一波水利開發的高潮，涌現了以王同春為代表的一批杰出水利人物。近年，歷史學、人類學、民族學的細致研究表明，近代河套地區復雜深刻的民族融合進程與水利開發相伴，主調基本平和，最終形成河套地區灌溉農業不斷崛起的經濟格局，各兄弟民族共享水利開發成果。河套平原水利事業中蘊含的民族團結密碼，還有待進一步破譯與宣傳。

寧夏平原與河套平原的灌溉歷史無疑屬于黃河治水文化主體。此外，甘肅河西走廊與新疆內陸河流域的灌溉歷史則屬于黃河治水文化的重要延伸。該區域歷來是連接黃河流域與中亞、西亞乃至歐洲的重要通道。從水文角度視之，西北內陸諸河與黃河流域并無水力聯系；但在文化地理等方面，河西走廊與黃河上游關系密切。古人在探索黃河源頭的進程中，為彌合《尚書·禹貢》“導河積石”與《山海經》“河出昆侖”的矛盾，曾借用“地下伏流”的觀念，將以昆侖山為重要源頭之一的塔里木河與穿越積石山的黃河聯系起來，西北內陸諸河因之與黃河“水脈”相通，故歷代河源著作多將西北諸河納入其中。20世紀30年代，民國黃河水利委員會即將西北內陸流域納入其業務指導范圍，這一制度安排延續至今。

相較于寧夏平原與河套平原，西北內陸流域降水更為稀少、生態更為脆弱，綠洲農業完全依靠灌溉。歷史時期，西北內陸諸河的灌溉事業深受黃河流域影響。在技術方面，來自中原的開渠與鑿井技術自西漢起就被引入河西走廊與天山南北，在對當地自然與社會的適應過程中發展出自身的特點；至清代，發展出包含引水隧道、渡槽、分水堰、閘門、塘壩等多樣化水工建筑的灌溉系統，其中多數技術的源頭來自黃河流域，同時亦吸收波斯的坎兒井技術體系，形成別具特色的吐魯番坎兒井。在制度方面，河西走廊的灌溉系統始終為政府所有力掌控，這在漢代簡牘中即有所反映，而中國最早的全國性水利法規與基層灌溉章程均出土于敦煌藏經洞，其基本制度形態與黃河中游山陜地區別無二致。可以說，西北內陸河流域灌溉文化是黃河流域灌溉文化向亞歐大陸腹地的延伸，充分證明黃河文化在東亞季風區之外的廣大空間仍然具有強大生命力。

由此可見，歷史時期中國干旱區的治水事業豐富并拓展了黃河流域治水史的內涵，是黃河治水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西北內陸諸河治水歷史特別是其與黃河流域治水史的內在聯系，還有很大挖掘空間。

二、干旱區當代治水事業孕育了干旱區當代治水文化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干旱區治水事業進入了一個嶄新的歷史階段。干旱區當代治水事業的迅猛發展，孕育了豐富的干旱區當代治水文化，同樣成為當代黃河治水文化的瑰寶。具體而言，干旱區當代治水文化具有三個方面的顯著特點。

1.生態文化是干旱區當代治水文化的核心

水不僅是制約干旱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先決條件，更是維持干旱區生態系統平衡的關鍵要素。在特定的歷史時期中，由于水資源開發利用不合理，我國干旱區生態環境曾面臨一系列挑戰。20世紀末，塔里木河、黑河、石羊河等內陸河流域下游地區生態嚴重惡化，尾閭湖相繼干涸，風沙肆虐、土地荒蕪；寧夏、河套沿黃灌區鹽堿化加劇，天然濕地面積縮小。從21世紀初開始，國家推出一系列針對干旱區生態環境的治理措施，將治水工作視為主要抓手。通過制定流域規劃、大力推廣節水技術、改善灌溉基礎條件等一系列措施，干旱區水資源利用更趨合理，生態用水供給得到保障，實現東居延海水面的恢復以及塔里木河、石羊河下游地區生態環境的持續向好，寧夏、河套等沿黃灌區水環境亦持續改善。明確將生態目標置于干旱區治水事業的重要甚至首要地位，這是千年以來從未出現過的新情況，是干旱區當代治水事業根本區別于傳統治水事業的重要標志；保護生態、節約用水已日益深入干旱區水利行業與區域社會的日常之中，業已形成廣泛的社會共識。

2.制度文化是干旱區當代治水文化的靈魂

我國干旱區當代治水事業的成功，首先是制度方面的成功。這里所謂制度，不僅指行業性的水資源管理制度，更指以我國根本政治制度為基礎的一系列制度體系。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干旱區傳統水利管理制度普遍存在不科學、不公平以及效率低下的問題，與世界先進水平有較大距離，無法滿足干旱區廣大用水群眾改善灌溉條件的要求。

20世紀下半葉，干旱區各族群眾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首先通過實行嚴格、公平的政府管水制度，解決了一大批長期困擾區域社會的灌溉事務糾紛；其后，在國民經濟整體尚不發達的情況下，各級政府向干旱區水利領域實施傾斜投資，同時緊密依靠群眾，發揮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在較短時間內實現了灌溉網主體的現代化，極大提高了水利保障能力，有力推動了區域經濟的跨越式發展和各族群眾生活的改善。在新時代生態文明建設的歷史進程中，我國政治體制的優越性在干旱區治水事業中更體現得淋漓盡致。在治理難度較大的石羊河、黑河流域，各級黨委和政府貫徹中央決策，堅決推進壓井、閉口，堅決推進節水改造，想方設法幫助人民群眾盡快度過“陣痛期”。流域管理部門與地方水務部門密切配合、各司其職，保證了干旱區治水事業常態化、合理化運行。復雜而完備的制度體系以及經由這些制度充分形塑的區域社會，已經成為干旱區當代治水事業中令人印象深刻的文化現象。

3.科技文化是干旱區治水文化的基礎

與黃河中下游地區相比，包括黃河上游部分區域在內的干旱區治水事業面臨一系列特殊的問題，這促使當代干旱區治水事業需要得到來自科技的支撐，并繼而凝聚了幾代科技工作者的心血。在基礎研究方面，黃河上游與西北內陸河水文規律、全球氣候變化對我國干旱區水環境的影響、高海拔地區現代冰川演化、荒漠地區水生態等領域的成果為干旱區治水事業的推進提供了基本依據。在工程技術方面，干旱區現代水工技術體系、高效精確增雨（雪）技術體系、信息化灌區建設體系等研究的不斷推進，使得干旱區治水事業的“硬件”水平不斷提高。在管理研究方面，干旱區初始水權分配、水權交易體系以及“水聯網”的理論探討與實踐等，都促進了干旱區水資源管理不斷邁向更高水平。正是這些科技工作者的不斷努力，當代干旱區治水事業才創造了諸多前人無法想象的奇跡，也為干旱區治水事業留下一筆寶貴的科技文化財富。

三、講好干旱區治水故事對中國治水事業走向世界具有特殊意義

如前所述，無論在歷史還是現實層面，干旱區治水文化都是黃河治水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干旱區治水文化歷史悠久、內容豐富、現實意義強烈，其保護、傳承、弘揚，對于拓展黃河文化外延內涵、保持黃河文化的地域平衡、提升水利行業在全國文化格局中的整體地位都具有重要意義。而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干旱區治水文化中蘊含推動中國治水事業“走出去”的重要力量。

長期以來，我國治水事業不斷取得的成就給全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三峽、白鶴灘等巨型水利樞紐的竣工昭示了我國高超的水利科技水平與強大的水利施工能力，并成為我國的代表“名片”之一。目前中國治水事業走向世界亦以工程建設為中心，我國投資或援建的各型水利工程遍布世界各地。相形之下，我國治水事業在工程建設之外的多樣化成就尚未被世界充分了解；只要中國治水事業的復雜性、艱巨性還沒有被充分展示，中國治水事業的成就就不能被世界充分認識。干旱區治水的千年實踐，恰好為世界深入認識中國治水事業提供了一個難得的典型窗口。

世界陸地面積中有約35%屬于干旱、半干旱區。處于這些區域中的多數國家，都在不同程度上面臨由水資源匱乏引發的生態與社會風險，中東淡水危機、印巴河流糾紛、中亞咸海消亡等皆為其著名者。唯有中國干旱區在最近二十年間，通過有效的治水活動同時實現了經濟發展、生態修復與社會穩定三大目標，在充分借鑒國際先進經驗的基礎上開辟出與以色列、澳大利亞、美國等干旱區發達國家不盡相同的治水道路，這對同處干旱區之中的廣大發展中國家無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中國干旱區當代治水活動是龐大的系統性工程，制度、科技兩大要素均發揮了重要作用。其中，科技具有天然的普適性，易于傳播學習，但具有高成本等經濟制約因素；最具中國特色的制度性治水方案降低了科技治水方案的成本，對發展中國家更具借鑒價值，然而在國際傳播中面臨一系列困難。

中國干旱區當代治水事業的成功，其根本制度保障在于強大有為的政府及系統性的政策法規支持。在我國于國際輿論場中還未充分占據主動、相關國際傳播話語體系還未完全形成的客觀條件下，直接宣傳我國干旱區治水制度的優勢，較難達到預期效果。文化是具體事業經過沉淀、淘洗、升華而形成的精神力量與價值資源；加快對中國干旱區治水事業的基本精神、基本歷史、基本成就的文化提煉，有利于世界加深對中國干旱區治水事業的理解。以講歷史故事的方法，說明中國當代治水事業是歷史治水事業的延續，政府在其中扮演的關鍵角色是悠久歷史符合邏輯的延續；以講現實故事的方式，說明為什么非得依靠這樣的制度才能實現干旱區治水事業的宏圖。以文化的方式萃取中國干旱區治水事業的精髓，從而跨越文明、宗教乃至意識形態的鴻溝，使得更多國家了解認同其中的價值與主張，不但有助于中國治水事業更好走向世界，也將為提升我國“軟實力”作出重大貢獻。講好屬于“黃河故事”的干旱區治水故事，功莫大焉、利莫大焉。